明朝初年，有所謂的“洪武四大案”，又稱為“明初四大案”，分別是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

胡、藍兩案因為牽涉高層人物，打擊面又大，所以比較著名，胡惟庸和藍玉也是史上有名的人物，一個是末代丞相，一個是掃平大漠的功臣。

而空印、郭桓兩案因為牽涉到的人名氣沒那么大，名氣就小得多，知道的人也不是太多。今天，就來給大家講講這個空印案。

這個案子說起來其實有點兒小題大做。話說當時明朝朝廷規(guī)定，每年地方都需派人送錢糧至戶部并報告財政收支賬目，所有賬目必須和戶部審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結(jié)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項不符就必須駁回重新造冊，且須再蓋上原地方官府大印才算完成。

因當時交通并不發(fā)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fā)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大凡要發(fā)回重造的，就馬上用蓋印的空白書冊重新做賬，立馬上交，這樣就省得來來回回跑來跑去了。

這個做法雖然對于對賬這件事有點兒敷衍，但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也不算是不合理的做法。在元朝的時候，這個做法是各地的慣例，到了明朝初年也沒有被明令禁止過。

但這個做法在朱元璋看來，就是官僚之間相互勾結(jié)欺騙皇帝的做法。朱元璋是個控制欲極強的人，臣下去個廁所他也想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且貧民出身的他，對于官僚的弊病也十分清楚，對官僚系統(tǒng)有種天生的反感。

所以對于這種用空印文書來交差的做法，朱元璋大發(fā)雷霆，下令嚴加查辦。正所謂天子之怒，血流千里，皇帝發(fā)爛渣，那可不得了。最后經(jīng)過一番徹查，朱元璋下令將上至戶部尚書，下至各個地方官府，所有的主印官員全部處死，副手以下的杖責一百，發(fā)配充軍。

對于這個空印案，當時有位官員叫鄭士利的，曾經(jīng)上書為犯案的官員辯解。他說第一，官方文書要有效，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而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印，是不能用來作其他用途的；第二，錢糧之數(shù)，必須縣、府、省到戶部，級級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戶部才能知道一個確數(shù)，而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后用印”，那么就必須返回省府重填，勢必要耽誤時間，所以“先印而后書”只是權(quán)宜之計，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沒有明確禁止空印的立法，現(xiàn)在殺空印者是沒有法律依據(jù)的；第四，官吏們都是經(jīng)過數(shù)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這么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

這位鄭大人的辯解，在邏輯上非常合理，但很可惜，他的邏輯和朱元璋的邏輯有所不同。

作為一個行政官僚，鄭士利的職責是把事情做好，既然使用空印文書既方便快捷有效率，又不會造成不良的后果，自然不應該否定。就算不符合正式的規(guī)定，但也不應該大驚小怪，當成大罪來辦。

但對于朱元璋來說，他考慮的不是官僚系統(tǒng)的辦事效率，他考慮的是忠誠問題。我們之前講過，朱元璋是個要求臣下對皇帝絕對忠誠的人，連孟子的學說他都覺得不滿意要把孟子搬出孔廟的，可見他對于臣下欺瞞皇帝，是極其深惡痛絕的。而且中國人歷來有種奇異的想象力，認為任何事情都可以從一分錢發(fā)展到一百億，所謂小時偷針大時偷金，完全不需要考慮其中的技術(shù)困難。

所以對于朱元璋來說，這是對皇帝忠誠與否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不是行政效率高低的技術(shù)問題。再加上他對官僚系統(tǒng)先天的不信任，導致他對于空印案小題大做，搞得死傷無數(shù)。

另外，從鄭士利的辯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點。對于空印的做法，鄭士利認為朝廷沒有明令禁止，那么現(xiàn)在殺官員是于理不合的，這個觀點有一點現(xiàn)代的“法無禁止即為可”的味道。

但對專制君主來說，哪里有這么便宜的事？所謂專制，就是老子說了算，所有的“法”在皇帝面前都是裝飾，老子喜歡就用一下，不喜歡就扔一邊去。鄭士利拿這個理由去跟朱元璋辯解，也真是太傻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