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是明朝中期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景泰朝的進士，正兒八經靠八股文考上科舉的書生。但讓他名揚天下，得以身居高位的，卻是他的戰(zhàn)功。他在河套地區(qū)多次擊破韃靼，為成化朝的安定立下汗馬功勞。

但作為一個文武雙全，官至兵部尚書的名將，王越卻不是一個名聲很好的人。他先后與汪直等大太監(jiān)交好，也正是在這些太監(jiān)的支持之下，他得到了更多展現(xiàn)自己能力的機會。但一旦這些太監(jiān)倒臺，他也就跟著倒霉，朝中的士大夫認為他攀附權勢，對他風評甚差。

而且，王越也絕不像海瑞那樣，是一個讓人抓不住把柄的人。他既行賄又納賄，生活方式毫不節(jié)儉，生性豪邁不拘小節(jié)，與大家印象中的“忠臣”極不相符。

我們讀歷史的時候，千萬不要像讀小說演義一樣，將人簡單地分成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壞人兩個分類。事實上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人都不會是絕對的好人或者絕對的壞人，一些我們印象中的壞人其實頗有建樹，一些我們印象中的好人其實也有很多缺點。從大方向上，我們或者可以判斷這個人對于歷史和當時的國家民族發(fā)揮了什么作用，但絕不能簡單地以“好”或者“壞”去判斷一個人。

在古代中國，例如明朝，要當個混日子的官員不難，但要做成一件事卻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個朝代的官僚體系已經非常成熟，六部、御史、錦衣衛(wèi)、太監(jiān)等等各個系統(tǒng)各司其職，各自有各自的利益，任何的改變都很容易遭到反對甚至打擊。所以你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須把這些部門的利益給統(tǒng)一起來，而能夠統(tǒng)一這些部門利益的，只有更大的利益。于是，行賄成了必不可少的潤滑劑。

像王越這樣的人，又例如大家熟悉的名將戚繼光，名臣張居正，他們都不惜用各種辦法與太監(jiān)搞好關系。因為他們知道在這個朝代，沒有太監(jiān)的支持，別說抗倭、推行稅制改革，連調動個小兵都未必調得動。他們行賄，并非（起碼不只是）因為自己想升官發(fā)財，而是因為他們希望把事情做成。

在遇到體制性的困難時，有兩條出路。一條是正面對抗，努力把體制的弊端給改革掉，從而獲得一個更良好的體制；另一條是繞路走，利用體制本身的邏輯或者漏洞，不擇手段想辦法把想做的事情做到。

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精英們往往傾向于第一條道路。因為當時的希臘和羅馬讓人們參與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特別是在共和國時期，發(fā)起修改法律的動議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但在古代中國，精英們則傾向于第二條道路。因為他們知道，除非改朝換代，否則修改體制的機會極低。而中國古代的精英們也很早就明白，事情是靠人做的，只要控制了人，體制就會被彎曲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選擇第一條道路的人相信體制的力量，相信好的制度讓壞人變好；而選擇第二條道路的人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定勝天，再好的制度沒人相信沒人執(zhí)行，就只是一張廢紙。

兩個選項，似乎都有其道理，也都有其緣由。孰優(yōu)孰劣？如果是你，你會選哪一條路？

（識別下圖二維碼，聽我播講的《明朝那些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