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倪匡與黃霑、金庸、蔡瀾被并稱為四大才子，但前三人均駕鶴西去，現(xiàn)在唯獨剩下蔡瀾一人。有網(wǎng)友在新聞評論中感嘆道，四大才子的凋零，正象征著曾經深刻影響著整個華人圈子的香港流行文化已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當提及香港四大才子的時候，很多人的印象是這樣的——寫流行曲的黃霑、寫科幻的倪匡、寫美食的蔡瀾和寫武俠的金庸。

上世紀70年代末，《風云》、《射雕英雄傳》、《上海灘》等電視劇主題曲讓黃霑的名字家喻戶曉。1982年，黃霑填詞的單曲《我的中國心》更是傳遍了世界的各個角落，成為他填詞生涯的高峰。

后來黃霑開始為電影作詞作曲，他的作品伴隨著香港電影《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青蛇》、《黃飛鴻》的走紅而走紅。至今，他仍然是香港歌壇公認的“詞壇教父”。

而在寫作領域上，倪匡和金庸是公認的奇才。金庸被稱為四大武俠作家之首，他的《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鹿鼎記》、《笑傲江湖》、《天龍八部》、《倚天屠龍記》等小說廣為人知。

同時，辦報也是金庸的專長。他在《大公報》任職10年之久，后來創(chuàng)辦了《明報》，成為香港銷路最好的報刊之一。

作為金庸的好友，倪匡代寫過《天龍八部》，不過他最擅長的還是科幻小說。衛(wèi)斯理系列、原振俠系列、女黑俠木蘭花系列、浪子高達系列等大受歡迎。據(jù)說他的寫作速度也很驚人，每小時可寫八千字，曾同時為12家報紙寫連載。

而蔡瀾，最初在香港從事電影監(jiān)制工作，參與過《龍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獵人》、《霹靂火》等一系列成龍電影的制作。

不過，內地朋友更熟悉都是其美食家的身份，他主持過《蔡瀾嘆世界》、《蔡瀾逛菜欄》、《蔡瀾嘆名菜》多檔飲食節(jié)目，也在各地開設食肆，推出“暴暴茶”、 “咸魚醬”、“潮州辣椒油”和“太白大醉飲”等食品。

有意思的是，對于才子的稱號，蔡瀾曾表示自己還不夠格，才子二字，與其無緣。

在回顧四大才子的人生經歷時，我們發(fā)現(xiàn)，四人的祖籍與出生地都并不是香港。

黃霑在廣州出生，祖籍番禺，1949年隨家庭移居香港；蔡瀾，生于新加坡，籍貫為廣東潮州，1963年定居香港；金庸出生在浙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后不久，他為實現(xiàn)外交家的理想來到北京，但由于種種原因回到香港……

而在四大才子的南下軌跡中，倪匡的故事最具戲劇性。出生于上海、籍貫浙江寧波的倪匡在20歲那年去到了冰天雪地的內蒙古勞改農村工作。

為了保命，他當時直接拆掉了橋梁木板點火取暖，自知違法的倪匡開啟了逃亡之路，在廣州風餐露宿了幾天后，最終于1957年7月偷渡到香港。

為什么四大才子不約而同來到香港這片土地發(fā)展呢？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中國就陷入了國共內戰(zhàn)之中，內戰(zhàn)結束后，內地各種政治運動依然此起彼伏，而臺灣則為了實現(xiàn)“反攻大陸”的幻想，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著嚴格的管制。

香港由于特殊的政情關系，反而成為了當時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避難所”。于是在40、50年代，一批批內地民眾南下，當中包括不少有才之士，形成現(xiàn)代文學史上“南來文人”的特殊現(xiàn)象。劉以鬯、郭沫若、茅盾、蕭紅、戴望舒、張愛玲等等，都與香港有過或深或淺的關系。

來來往往的南來文人帶來了文化的種子，在香港生根發(fā)芽，共同開啟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

如果說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為香港文化播下了飽滿的種子，那么寬松開放的文化氛圍便為香港文化的繁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949年以后，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通俗文類在內地一度消失，香港卻能為這些文學形式提供生存與發(fā)展空間。相比于內地，在香港出版書籍的門檻更低，作者文責自負，書號容易獲得，同時出版費用低，周期短。

▲80年代，亦舒在香港出版言情小說《我的前半生》，圖源網(wǎng)絡

當然，書籍出版也是需要受到監(jiān)管的。根據(jù)香港書籍的三級分級規(guī)定，第一類為【無礙】發(fā)布，第二類【不雅】發(fā)布范圍受限，第三類【淫褻】則一律不得發(fā)布。對于第二類書刊，圖書館和書店會禁止借閱或出售給未成年人，出售時還須加密封套，并附帶統(tǒng)一的警示文字“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

除此之外，就沒有太多其他審查要求了，作者可以盡可能地把精力放在創(chuàng)作上，而出版社則可以盡可能地把精力放在市場上。

另外，香港面積雖小，但報紙的發(fā)行數(shù)量卻是十分龐大。

1957年，全港報紙共有42家，1970年增至70家。銷量方面，1960年共售出約50萬份，1964年增至90萬份，1989年更是飛升到180萬份。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治當局對于新聞輿論采取的較為寬容的態(tài)度。

1966年2月，英女皇的妹妹瑪嘉烈公主訪問當時還是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離港時，港督親自乘游艇歡送公主，由啟德機場到中環(huán)皇后碼頭，途中英軍鳴禮炮21響致敬。

次日，金庸經營的《明報》寫出了“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 的新聞標題，引發(fā)讀者大笑。

此標題一語相關，“打炮”書面可以理解為鳴炮，但在粵語口語之中卻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另一層意思，而至于“過?！?，用臺山話來讀，自然明白其精髓所在……

港英當局看到后非常不爽，即召金庸到新聞處喝咖啡。不過，金庸只是將撰寫這標題的主筆進行調職，就當交差了事。后來，港英當局也沒有對《明報》進行實質處罰。

另外，在音樂領域，當時港樂創(chuàng)作也沒有過多的限制。70年代，許冠杰《鬼馬雙星》、《半斤八兩》專輯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粵語俚語、俗詞。歌手上臺演唱，嬉笑怒罵皆可，更不需要小心翼翼地擔心歌詞一上電視被篡改。

同時，這種寬松的管治態(tài)度，也使香港電影發(fā)展得十分蓬勃，武俠片、僵尸片、喜劇片等各式各樣的風格層出不窮，電影工業(yè)在整個東南亞也是首屈一指。

《武狀元蘇乞兒》、《畫皮》導演陳嘉上曾表示：“那時香港這個市場是自由的，題材是開放的，什么都能說，什么都敢拍。比如說警察，警匪片誰敢拍呀？那時在臺灣，你拍壞警察就得剪掉。但是當時的香港就可以。”

為了保護電影市場的健康發(fā)展，香港電影分級制度也應時而生。1988年，香港制定《電影檢查條例》，按觀眾年齡將電影劃分為Ⅰ、Ⅱ、Ⅲ三級。1995年，香港又將第Ⅱ級再細分為ⅡA及ⅡB兩個級別。

因此，具有暴力元素的《古惑仔》、粗口很多的《少林足球》、畫面驚悚的《人肉叉燒包》等電影逃離了“一刀切”的命運，香港經典影像百花齊放，對內地、亞洲甚至是海外華人圈影響深遠。

除了電影，當時的電視節(jié)目也非常大膽。1989年，黃霑、倪匡和蔡瀾共同主持了一檔明星訪談節(jié)目《今夜不設防》。

主持人與嘉賓曾在節(jié)目中討論性與愛相關話題，亦不時抽煙、飲酒和講粗口。有一期，哥哥來做客，便大大方方說起了自己的“第一次”。

香港四大才子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而他們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是被津津樂道的經典，這既是英雄造時勢，但更是時勢造英雄。

香港不過彈丸之地，區(qū)區(qū)幾百萬人，但在60~90年代，其文化輸出卻能風靡華人圈子乃至蜚聲國際。這說明了市場的大小，對于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發(fā)展固然重要，但這只是助力條件，而可以讓創(chuàng)作者自由發(fā)揮創(chuàng)意想象的土壤才是必備條件。

營造讓創(chuàng)作者自由發(fā)揮創(chuàng)意想象的土壤，需要的往往不是相關政府部門的“有所作為”，而是對“有所不為”的克制。

回顧這段歷史，更有助于我們彌清對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發(fā)展的一些迷思。

各位自己友，

你怎么看“英雄”和“時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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