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上說，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開眼看世界的呢？是廣東這片土地。

廣東人有一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銳之氣，鴉片戰(zhàn)爭之后，他們開始熱衷于學習西方的制炮、造船、鐵路、電報、電燈、電話、望遠鏡、鐘表等工藝技術(shù)，同時有一批先覺的廣東人已敏銳地意識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不僅僅因為他們擁有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經(jīng)濟、教育、輿論、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國優(yōu)勝。

今天，我們閱讀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仍能強烈地感受到當年那批憂患之士的思想脈動。鄭觀應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寶順洋行任職。1878年以后，受直隸總督李鴻章重用，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并正式委派為織布局總辦，后來又擔任上海電報局總辦。1882年，接受李鴻章之聘，出任輪船招商局幫辦。晚年退隱澳門，埋頭著述。1894年，寫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統(tǒng)地學習西方社會的綱領(lǐng)，它毫不諱言中國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從而提出了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經(jīng)濟上開展“商戰(zhàn)”，軍事上練兵造械，政治上設(shè)立議院，文化上推廣西學?？涤袨?、孫中山都深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jīng)常閱讀《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評價鄭觀應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從樹上下到地面站起來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中，我們看到了廣東人性格中的另一面，當他們投身政治時，同樣迸發(fā)出驚人的熱情。

1891年，南海舉人康有為在廣州開設(shè)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大發(fā)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康有為在禮山草堂讀書時，已表現(xiàn)出“大膽創(chuàng)新，勇于嘗試”的精神了。有一回學生們到西江參觀蘇東坡南貶時遇風泊舟處的古跡，康有為不愿同往。有人問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荊公的改制臺！”

日前報紙發(fā)表一位大學老教授的訪談錄。在談及近代嶺南精英的思想淵源時，老教授說：“康、梁生于廣東，但廣東的維新變法最為落后；而康有為是25歲時赴京師參加順天鄉(xiāng)試，回粵‘道經(jīng)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shù)之有本……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思想的源頭活水也是黃浦江。值得追問的倒是為什么廣東的文化環(huán)境不適應維新變法？”

左圖 康有為 右圖 梁啟超

我非常敬重這位老教授，但對他的這種說法卻不敢茍同。

首先我不認為廣東的維新變法“最為落后”。也許比起京津、兩湖、兩江這些地方是落后一點，但與中國大部分省份相比，她還是要活躍得多。其次，我不認為康有為是25歲經(jīng)過上海時，才開始萌發(fā)維新變法思想。僅以這么一段文字來證明康有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輕率。如果要摳字眼的話，我亦可以從文中“益知”二字，斷定康有為早就留意西學，有變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進一步加強了他的信念而已。

廣東沒有在戊戌變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傳統(tǒng)與環(huán)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個原因亦應注意，這場變法乃由朝廷官僚為主導，而廣東遠離京師，一向是官僚勢力較為薄弱的地方。

康有為在萬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為托古改制作好了輿論準備。1898年，鑒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緒皇帝被康有為的改革主張所打動，封他為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左圖 黃遵憲右圖張蔭桓

不出百日之內(nèi)，康有為及其追隨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場改革風暴，所觸及的范圍包括：經(jīng)濟方面，鼓勵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yè)，獎勵新發(fā)明、新創(chuàng)造，修筑鐵路，開采礦產(chǎn)，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改試策論；設(shè)立學堂，提倡西學，派人出國留學、游歷；允準創(chuàng)立報館、學會；政治方面，刪改則例，裁汰冗員，裁撤閑散重疊的機構(gòu)，允許大小臣民上書言事；軍事方面，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舊軍，督練新軍。

許多改革舉措，已扣住了國家體制的命門，而不僅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談。雖然他們的做法，近乎蠻干，最后的失敗，乃勢在必然，廣東人亦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場維新運動，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燈即明的作用，“開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卻是懸諸日月的不刊之論。歷史將永遠記下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張蔭桓、黃遵憲、容閎這些廣東人的名字。

翻開史冊，敢為天下先的廣東人，比比皆是。

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是廣東人。他在學成歸國后，歷任留美學生監(jiān)督，駐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親自帶領(lǐng)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到美國求學；1898年參與戊戌變法活動，著有《西學東漸記》。他被形容為是第一個“打開窗口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

在風起云涌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制定出第一部先進的治國綱領(lǐng)《資政新編》的洪仁玕是廣東人?！顿Y政新編》吸收了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某些精華，對中國現(xiàn)實有很強的針對性。比起《天朝田畝制度》，脫離中國現(xiàn)實，空談“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烏托邦世界，無論在思想意義和現(xiàn)實指導意義上，都要先進得多。

洪仁玕

甲午戰(zhàn)爭后，第一個剪掉辮子的中國人馮鏡如是廣東人。他在日本橫濱辦了一家印刷店，積極支持興中會的革命活動。孫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辮子剪掉的。剪辮不僅意味著對大清臣民身份的否定，而且象征著精神上和意志上獲得自由與解放。

孫中山在廣東發(fā)動反清革命時，被天下視為大逆不道，罵革命黨是“反賊亂”。1900年，革命黨發(fā)動三洲田暴動，民間幾乎沒有支持者。孫中山自己也承認，“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識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但在滔滔者天下皆非的處境下，孫中山獨能堅守其宏愿孤懷，以擔當世運的精神與魄力，一往直前。就憑著他所經(jīng)歷的艱難、奮斗與犧牲，稱他做“敢為天下先”的革命先驅(qū)，也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杰出的光學專家、攝影師鄒伯奇是廣東人。他精于天文歷算，26歲那年就寫了《格術(shù)補》一書，運用數(shù)學方法解釋平面鏡、透鏡、透鏡組等成像的規(guī)律。他的《攝影之器記》是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的、全面的攝影專著。鄒伯奇還親自制造攝影繪圖儀器。他有兩項成就最為人所稱道：一是他在1844年最先設(shè)計出以攝影術(shù)測繪地圖的方法，與歐洲基本同步；二是他最先以玻板攝影術(shù)成功拍攝人物肖像。

中國近代機器繅絲業(yè)的開山鼻祖陳啟沅是廣東人。1854年他在南洋經(jīng)商時，遍歷南洋各埠，考察機器生產(chǎn)。1873年，他在家鄉(xiāng)南海西樵開辦繼昌隆繅絲廠，這是中國第一家蒸汽繅絲廠。他也是中國第一位采用機器繅絲新法，使中國繅絲業(yè)從手工作坊走向企業(yè)規(guī)?；芾怼C械化生產(chǎn)、系統(tǒng)化經(jīng)營的實業(yè)家。陳啟沅還是一位學者，他的《蠶桑譜》、《周易理數(shù)會通》、《陳啟沅算學》等學術(shù)著作，對廣東實業(yè)和對改良蠶桑貢獻良多。

左圖鄒伯奇 右圖陳啟沅

中國第一位飛機設(shè)計師和飛行家馮如是廣東人。1906年，他從紐約到舊金山，倡議華僑集資創(chuàng)辦廣東飛行器公司，誓言“成一絕技，以歸饗祖國”。1909年，他終于試制成功第一架飛機。隨后他把兩架自制飛機帶回祖國，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航空之父”。

后來，在福建漳州建設(shè)“閩南護法區(qū)”，廣東華僑楊仙逸從美國回來，孫中山鼓勵他到漳州籌建中國第一支空軍飛機隊。1923年，楊仙逸又在廣州大沙頭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間飛機廠。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成功生產(chǎn)出第一架真正由中國人設(shè)計、在中國本土生產(chǎn)的國產(chǎn)飛機。

陳炯明

中國第一條自行設(shè)計和建造的鐵路——京張鐵路的總工程師詹天佑是廣東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預備班，在容閎的帶領(lǐng)下，到美國念完小學、中學，再考入耶魯大學木土工程系學習鐵路工程。1905年，中國修筑京張鐵路，詹天佑擔任總工程師，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筑路工程。

中國第一個電影導演鄭正秋是廣東人，1913年，他和張石川合作導演的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就是以潮州地區(qū)的包辦婚姻習俗為題材，描寫一對素未謀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鄭正秋

寫到這里，或者有人提出疑問：這些精英雖然是廣東人，但像鄭觀應、容閎、詹天佑他們的事業(yè)，都不是建立在廣東。老教授在訪談錄中也提出類似的質(zhì)疑：“既然談地區(qū)文化就要嚴肅堅持地區(qū)原則，以便吸取地區(qū)文化發(fā)展和挫折中的經(jīng)驗教訓；而人們津津樂道的好些近代嶺南精英其思想淵源和主要活動場所，都不在嶺南?！彼脏嵱^應為例，“雖然在香山出生和長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學，事業(yè)也主要以上海為基地?！?/p>

然而，我以為無論他們在哪里學習，在哪里創(chuàng)業(yè)，哪怕已經(jīng)移居到天涯海角，我們都不應忽略他們最原始的地緣、血緣、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這種建立在土地與族群之間的“原始締結(jié)”（社會文化心理學者把它叫做“Primary ties”；在中國也有人稱它為“神秘的人格傳遞”），最能潛移默化，影響人的一生。

陳寅恪雖然在廣東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為他的活動場所在廣東就把他的思想歸入“嶺南文化”，就算大家都舉手通過，毫無異議，我也覺得臉上有點發(fā)燒呢。

左圖 詹天佑 右圖 馮如

對于“先行一步”，廣東人有一種天生的勇氣與執(zhí)著。他們不僅敢為天下先，也樂為天下先。也許在歷史上廣東地處蠻荒之地，受名教影響最淺，人們喜歡冒險，喜歡闖蕩，喜歡我行我素，身上透著一股“我是南蠻我怕誰”的氣概。

改革開放以后，廣東是最先在農(nóng)村實行聯(lián)產(chǎn)責任制、專業(yè)承包聯(lián)產(chǎn)計酬責任制的地區(qū)之一；廣東還有許許多多的第一：第一個在國營賓館中試行經(jīng)營管理責任制；第一家商業(yè)銀行向外發(fā)行股票；開辦中國第一家超級商場；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資醫(yī)院；中國第一盒立體聲錄音帶是在廣東生產(chǎn)的；第一臺模擬移動電話是在廣東開通的；在中國實行了五十多年的專業(yè)作家體制首先在廣東被打破……

“個體戶”、“萬元戶”這些一度在中國人心中魅力無窮的名詞，也都是從廣東這個新世界的搖籃里誕生的。曾幾何時，“創(chuàng)新”幾乎成了深圳的同義詞，成了特區(qū)的同義詞，成了廣東的同義詞。市場觀念、法制觀念、競爭觀念、人才觀念、效益觀念，都在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業(yè)的CEO在談到美國公司與英國公司的區(qū)別時說，在美國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個新構(gòu)思，大家會很興奮地你一言我一語加以補充，使它變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國公司，人們則會首先慎重考慮它有什么潛在危險，會不會產(chǎn)生負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幾個危機處理方案，以求萬無一失。別人在計劃做生意時，都是考慮能賺多少錢，但祖籍番禺的霍英東先生說他是考慮自己能承受虧多少錢。

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很難說誰更好一點。但我覺得，廣東人的性格，比較接近美國公司的作風。而北方人的性格，則接近英國公司的作風。

《道德經(jīng)》有云：“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但現(xiàn)在觀念變了，不敢為天下先者，不再被視為具有領(lǐng)袖風范，相反，只有敢為天下先，才能站在時代的尖端。湖南人說敢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說敢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寧夏人也說敢為天下先是寧夏人的精神。好像“敢為天下先”成了一頂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頭上戴。

然而，這頂桂冠卻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實十分討厭這種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條別人沒走過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幾個嘴啃泥，碰掉幾顆門牙才好，他們就有熱鬧可瞧了?？涤袨椤⒘簡⒊覟樘煜孪?，所以要逃亡海外；孫中山敢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驅(qū)逐出洋，有國歸不得；馮如敢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為中國的航空事業(yè)奠基；改革開放敢為天下先，所以廣東人要用他的鐵肩，扛起漫天的風雨。

中國人喜歡槍打出頭鳥，從來都是“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因此，敢為天下先是一種高風險行為。在大多數(shù)時候，它并不代表榮譽，而只是萬謗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變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準備，才好說出“敢為天下先”這句話。

這是廣東人的經(jīng)驗之談。

百年過去了，今天的廣東人，還有這種勇氣嗎？還有這種毅力嗎？還可以再創(chuàng)輝煌嗎？